經濟增長率下降中伴隨著的一系列現象，只能說明目前中國的經濟下行，是因為存在著嚴重生產過剩，當次債危機打破了中國的外需引領增長過程，并顯示出危機的長期化的時候，中國必須進行從外需主導增長向內需主導增長的經濟轉軌，而能引領這個轉軌過程的只有城市化。

  經濟增長已經明顯失速，已經進入到“硬摔”前期，卻沒有采取大的宏觀調控措施，關鍵是對經濟下行趨勢的認識陷入了誤區(qū)，認為這種下行是經濟結構升級與增長動力轉換的正常反應。從工業(yè)化國家的歷史經驗看，經濟結構發(fā)生升級與增長動力轉換的時候，的確會帶來增長速度的變化，但是在從農業(yè)主導增長向工業(yè)主導增長的轉換過程中，以及在工業(yè)中從輕工業(yè)主導增長向重工業(yè)主導增長的過程中，都是提升經濟增長速度的，只有從工業(yè)向服務業(yè)主導增長過渡時，才會出現增長率的下降。但對中國這樣一個仍有9億農民的國家來說，有人認為中國的工業(yè)化任務已經完成了么？此外，工業(yè)化國家的歷史經驗證明，服務業(yè)主導增長階段的一個最顯著標志，是服務業(yè)的勞動力比重超過了一半，但在2011年中國經濟開始下行的時候，中國的服務業(yè)勞動力比重只有35%，到去年也沒超過40%，有什么根據說中國已經進入了后工業(yè)化社會，經濟增長率下降是正常的呢？

  經濟增長率下降中伴隨著的一系列現象，只能說明目前中國的經濟下行，是因為存在著嚴重生產過剩，當次債危機打破了中國的外需引領增長過程，并顯示出危機的長期化的時候，中國必須進行從外需主導增長向內需主導增長的經濟轉軌，而能引領這個轉軌過程的只有城市化。

  筆者原先以為，城市化會成為“十二五”中后期的主導戰(zhàn)略，但以大規(guī)模城市化為核心內容的結構大調整始終沒有出現，所以筆者在2013年下半年寫文章指出，經濟下行會變得更加嚴重，在2014年4月更明確指出，到2014年下半年，經濟增長可能會從“滑落轉墜落”，出現“斷崖式衰退”，增長率很可能會在年內相繼“破7、破6、破5”。

  走出宏觀認識的誤區(qū)

  當前對宏觀運行狀態(tài)的最大爭論，就是已經持續(xù)了四年的經濟下行趨勢，特別是去年以來的顯著下滑，究竟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認為是正常的人說，經濟下行是動力轉化，是結構升級，是增速換擋所帶來的正常變化。因為中國人均收入已經超過7000美元，9%以上的高增長也已經持續(xù)了30多年，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出現過這么長的高速增長期，所以高速增長期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候，所以不用擔心經濟減速會導致宏觀風險，更不是走向危機，而是當下行到一定水平后就會自然停下來，經濟下行的底部應該是7%左右，是中速增長水平，所以當前的持續(xù)經濟下行，是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速增長期的正常轉換。這種認識，我把它叫作“中速增長理論”。

  而我則認為，持續(xù)的經濟下行是在走向一場生產過剩危機，并且多次寫文章批駁這種“中速增長理論”。我們先從理論上看中速增長理論是謬誤。產業(yè)發(fā)展理論說明，在特定歷史階段內，使用要素最多從而提供產出最多的部門，與人均收入水平是有著明確對應關系的。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由農業(yè)、工業(yè)與服務業(yè)這三大產業(yè)構成，而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中的主導產業(yè)，也會發(fā)生從第一產業(yè)向第二產業(yè)，再向第三產業(yè)轉移的規(guī)律性變化。從工業(yè)化國家的歷史經驗看，經濟增長從農業(yè)主導向工業(yè)主導的轉移變化中，經濟增長率是提升的，在工業(yè)化過程中，從輕工業(yè)主導向重化工業(yè)主導的轉換，經濟增長率也是提升的，而且提升得最為顯著，只有從工業(yè)主導向服務業(yè)主導增長轉換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率是降低的。

  筆者之所以堅決不能同意所謂的“中速增長理論”，是因為四個原因。

  第一，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發(fā)展階段轉換的確會帶來增長速度變化，但轉換中出現減速，只出現在從工業(yè)主導增長向服務業(yè)主導增長這個特殊階段。既然如此，那么有誰敢說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工業(yè)化任務已經完成了？因為中國有典型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農村戶籍人口直到今天仍高達8.9億，統(tǒng)計的城市人口雖然高達7.5億，其中卻有3億常住人口是農民，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億。而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直到今天，仍有3倍，這種情況在所有發(fā)展中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去年農民人均收入雖然已超萬元，但同期剔除自新千年以來上升了60%的農村物價指數后，去年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只有6548元，按目前的匯率計算，也就剛過1000美元，這是城市人新千年之始的水平。而進入新千年以后的13年，中國經濟進入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長期，也只是初步解決了4.5億城市人口的生活現代化問題，如果中國的主體人口還在1000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平，今后還會有8億左右的農村人口要進城，中國經濟怎么就會結束了高速增長期了呢？現在所說的產能過剩，都是對著總數不足5億的城市人口需求所說的，拿過剩最顯著的鋼鐵產業(yè)來說，雖然去年鋼產量已超8億噸，但人均剛剛超過600公斤，而發(fā)達國家都是人均1噸產能的時候才實現了工業(yè)化。所以，由于“中速增長理論”的隱含前提，是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yè)化，而這與中國發(fā)展階段的現實，是嚴重不符的。

  第二，有人會說，你在前面已經說美國是在2500美元，歐、日在3000美元左右進入到服務業(yè)主導增長階段，那么中國目前已經超7000美元，已是日歐上世紀70年代水平的翻番，為何不是已經完成工業(yè)化了呢？我們首先應該看到，中國目前的人均7000美元的收入水平，是按現價美元計算的，而戰(zhàn)后70年平均，美國的通脹率年均超3%，即美元平均每十年會貶值30%，所以若按不變價計算，中國的人均GDP也就是剛超3000美元。更重要的是，拋開復雜的通脹因素，我們只看第三產業(yè)勞動力比重，因為發(fā)達國家在發(fā)生向服務業(yè)主導增長時代轉換的時候，服務業(yè)產業(yè)就業(yè)比重都無一例外地超過了物質生產部門比重。中國的經濟下行是發(fā)生在2011年，當年第三產業(yè)就業(yè)比重是35.7%，到2013年也只上升到38.5%，按過去兩年的趨勢推算，2014年可能也就剛剛超越40%，這樣的就業(yè)結構，能證明中國已經進入到工業(yè)化完成期嗎？

  第三，中國如果是正在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速增長期的正常過渡，則經濟指標的變化也應該處在正常狀態(tài)，正像人從中年向老年過渡一樣，如果是正常的生理變化，人不應該感到明顯不適。但是過去四年的經濟下行，尤其是在去年四季度，卻表現出越來越顯著的經濟病癥，如企業(yè)利潤嚴重下跌，鐵路貨運量猛烈下跌，PPI顯著下降，M1增長率顯著放緩，發(fā)電量跌入歷史低谷，以及產能利用率的持續(xù)大幅度下降，并低至西方市場經濟爆發(fā)危機時的水平，所有這些指標變動方向，無一可證明中國經濟目前是處在正常變化范疇，而是明確表現出生產過剩危機的特征，試問“中速增長理論”，能對這些變化給出合理的解釋嗎？

  第四，還有一種解釋，叫“舊力已盡，新力未生”，是說由于中國經濟處在結構升級期，相對于原有供給結構的消費需求已經消失，但新消費卻因產業(yè)升級需要一個時期而不能滿足，所以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增長在這個特定時期都會慢下來。初看起來這個解釋似乎很有道理，但也實在不禁一駁。發(fā)展經濟學說明，產業(yè)結構升級是人均收入增長的結果，因為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對技術復雜程度更高的產品的消費需求，在中國，最鮮明的例證就是在改革開放30年中，家庭耐用消費品從上世紀80年代百元單件級的手表、自行車和縫紉機，向家用電器等千元單件級，乃至新世紀初向住房與汽車等萬元以上單件級的過渡。但是還是前面所說的道理，中國直到目前還有8億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農村人口，他們的消費還停留在千元單件級階段，而遠沒有進入到萬元、十萬元乃至百萬元階段。拿家庭汽車來說，2013年全國城鎮(zhèn)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量為26輛，但即使在廣東和浙江這樣農村經濟發(fā)達的省份，每百戶農村居民擁有量也沒超過10臺。實際上，日韓等東亞發(fā)達經濟體在完成工業(yè)化的時候，家庭汽車普及率都已超過50%，拿這個水平衡量，即便是當今的中國城市居民，也不能說已經到了消費水平足以帶動產業(yè)結構出現新升級的時代。

  顯然，所謂“舊力已盡”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當中國仍有8億農村人口住在主要建材是磚瓦木料，而不是鋼筋水泥房中的時候，有什么理由說中國的鋼鐵、水泥、玻璃等建材工業(yè)已經嚴重過剩了呢？當幾億農民遠離親人在城市打工而頭無片瓦的時候，有什么理由認為中國的房地產業(yè)已經嚴重過剩了呢？當每年的春節(jié)前夕，公共交通工具被幾億農民工擠爆，許多農民甚至不得不用各種簡陋的交通工具乃至步行回鄉(xiāng)的時候，有什么理由認為中國的汽車產業(yè)已經嚴重過剩了呢？當中國還有2/3的人口消費仍遠離現代化水平之外的時候，說中國的傳統(tǒng)產業(yè)已經嚴重過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只為滿足少數高收入人口消費所需要的產業(yè)升級上面。

  以上四個方面，在我看來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看，都是站不住腳的，走不出這些認識誤區(qū)，就不會有結構調整的主動性，經濟下行就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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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只有城市化是出路

  為何城市化才是惟一出路？

  首先，不要指望外需會再度出現本世紀初到危機爆發(fā)前那樣的高增長，下一步能夠看到的，只能是危機的頻繁爆發(fā)與長期化。從美國看，雖然2008年-2014年經濟總共增長了8%，股市比2007年峰值高出28%，但直到2014年末，其制造業(yè)產出仍比2007年的峰值低14%，所以走的仍是危機前實體經濟停滯而虛擬經濟膨脹的老路，爆發(fā)新的危機就在眼前。

  自危機爆發(fā)以來中國的出口就一直在萎縮，新千年以來中國出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17.3%，2008年-2013年平均是10.6%，但去年只有6.1%。反映海運需求的BDI指數到今年2月初已跌破600，就是在次債危機爆發(fā)后的2008年，BDI指數也沒有跌到過700以下。出現這種情況雖然有油價下跌影響，但也不能排除今年的世界貿易，可能會出現自次債危機以來的新一輪收縮。次債危機爆發(fā)后，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在跟著凈出口率往下掉，2007年-2013年，中國的凈出口率掉了6.2個百分點，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從2007年的14.2%掉到7.7%，也是掉了6.5個百分點。由于外需下降又沒有內需接替，過剩的矛盾當然就暴露了出來。

  其次，在生產過剩的背景下，打開內需的惟一選擇就不會是投資而是消費。雖然有人主張以投資開啟內需，但2009年以來用投資開啟內需的結果，是帶來更嚴重的過剩，因此這種觀點的聲音也不強，雖然政府也在走用基礎設施投資保增長的老路，但也是無奈之舉，因為政府也很清楚，沒有生產的增長，基礎設施投資也走不遠。那么就只剩下消費，又為什么必須用城市化來開啟呢？

  我們先看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是怎樣抑制了消費，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農民的務農收入增長緩慢，抑制了農民消費。長期以來，農民家庭收入的主源是農業(yè)，農業(yè)收入占農民家庭純收入的比重，新千年之初還占一半以上，但到2012年已下降到39%。農民來自農業(yè)的收入占比下降，不是由于農業(yè)生產停滯，也不是由于農產品(15.91, -0.09, -0.56%)價格水平提高過慢，因為自2004年以來，中國農業(yè)已出現“11連增”，而新千年以來，農業(yè)PPI的年均增長率是同期CPI的3倍和工業(yè)PPI的5倍。農民務農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農業(yè)生產投入增長率顯著超出了產出增長率，2001年-2012年，農業(yè)現價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3%，這個水平幾乎追上了同期的現價GDP增長率，但同期農業(yè)物耗年均增長率高達12.2%，所以同期農民來自農業(yè)的收入年均增長率只有7.9%，是農業(yè)物耗的高增長吃掉了務農純收入。

  中國以7%的世界耕地面積養(yǎng)活了22%的世界人口，在有限的土地上保13億人吃飯，靠增加物質投入保增產是無奈的選擇。顧了保農業(yè)投入，卻顧不了保農民收入，如果不是農民外出打工收入支持了農村人均收入增長，如果不是2008年農民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了務農收入，就不會有2008年以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超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出現。

  農業(yè)物耗過高抑制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背景，還是中國“小農戶+大市場”的格局始終沒有改變。2013年，中國農業(yè)的總物耗率為41%，但發(fā)達國家的農業(yè)物耗率普遍超過50%，而農民收入水平卻普遍高于城市居民，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農村人口比重低，因此農村人均擁有的農業(yè)資源如耕地等，遠較中國為多。進入新千年以來，由于為保農業(yè)產出而不得不連年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致使目前中國主要農產品價格都已顯著高出國際市場水平，如3種主要糧食已平均高出進口價25%-30%，棉花和豬肉更是幾近1倍，這就使以提價保農業(yè)增長的路子走到了盡頭，而價格難有提升，農民的農業(yè)收入就會進入新一輪停滯，這個收入缺口，恐怕外出務工收入也難以補得上，所以從未來看，中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恐怕又會進入一輪新的萎縮期。

  第二是農民在城市打工掙錢卻不在城市消費，直接壓低了消費率。根據2012年國家統(tǒng)計局的家計調查，當年城市居民消費率是68%，而同期農村居民消費率是55%，二者相差13個百分點。典型調查說明，打工農民的消費率只有40%，打工收入主要是帶回農村。那我們就可以算一筆賬：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字，目前全國有2.7億農民工，他們的平均工資在月薪3000元左右，而他們在城市的消費率是40%，則每年農民工從城市轉移到農村的現金收入總額應在5.8萬億元左右。再按農村居民消費率55%計算，這近6萬億元中應該有2.6萬億元形成了儲蓄。但是因為2.7億打工農民基本不在農村消費，因此由農民打工收入所形成的儲蓄總金額在3.5萬億元，應該不算高估。

  新千年以來，消費率從2000年的62.3%掉到2013年的49.8%，其間政府消費率只掉了2.3個百分點，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費率從46.6%掉到36.2%，掉了10個多百分點。如果是因為打工農民的儲蓄行為壓低了6個百分點的居民消費率，則城市化滯后所導致的消費率下降，就占到了新千年以來消費率下降的六成原因，其他四成應是產權體制改變所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原因。從這個角度看，由推動城市化引起的消費率回升，也只會使總儲蓄率從目前的47.8%下降到41.8%，還是很高的水平。我知道有些人反對城市化并不是因為反對轉向內需，而是擔心提高消費會損失了中國的發(fā)展后勁，但是宏觀大賬算下來，并不是會因推動城市化而導致儲蓄率下降到可怕的程度，就應該放心了吧？實際上，即便今后把體制因素所造成的消費率降低也解決了，儲蓄率仍會在新千年之始35%的水平，這對于一個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已經足夠高了。儲蓄率與消費率都不是越高或者越低越好，而是保持合理比例最好，而衡量合理比例的尺度，就是產能可以充分利用，產品沒有積壓剩余。

  筆者在2009年就曾指出，“工業(yè)化創(chuàng)造供給，城市化創(chuàng)造需求”，就是說只讓9億農民參加城市的工業(yè)化建設，卻不讓他們進入城市生活，這實際上是一種儲蓄機制，由此形成的儲蓄在全球化興盛的時候，是中國能夠形成大規(guī)模出口的來源，但是當爆發(fā)全球金融危機，并且危機被長期化的時候，不轉向由城市化推動的內需擴張過程，中國就沒有了消除過剩的機制，就會走向生產過剩危機。所以推動城市化才是走出低谷的惟一通道。

  第三是農民社保水平低，收入中就會有一部分轉化成社保儲蓄起來，直接影響了農民消費，這個道理很簡單，就不多說了。

  城市化藍圖

  最后，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來描繪一幅藍圖：

  首先看看有多少農民應該進城。按照目前的統(tǒng)計，農村戶籍人口有8.9億，但其中有3000萬人已在城市長期生活，所以可按8.6億計算，這與衛(wèi)計委統(tǒng)計的農村“新農合”人口數也是相符的。

  如果按日本每個農業(yè)勞動力擁有3.2公頃耕地面積計算，中國有3300萬農業(yè)勞動力就夠了，如果每個農民家庭有2個勞力，則未來農村人口在7000萬以下就夠了，相應需要遷入城市的農村人口總量就是8億人。如果到2035年中國人口是15億，則屆時的城市化率是95%。在這個水平，無論怎樣衡量中國都已是一個現代化國家了。

  目前第一產業(yè)仍占用了2.4億勞動力，如果在推動大規(guī)模城市化的同時，推動農業(yè)機械化與農業(yè)家庭規(guī)模經營，有3300萬勞動力就夠了，就可以解放出2億農村勞動力，中國就不會再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城市工資上升壓力相應就可以減緩了。

  如果未來20年有8億農民進城，平均每年就需要安排4000萬農民轉為市民，要求城市化率的年均提升速度是5.4%，是目前的5倍。根據有關方面的分析，每個農民轉化為市民，包括居住、社保和城市基礎設施配套，共需25萬元，8億農民進城，20年內總共需要支出200萬億，分解到每年4000萬人進城，就是10萬億元，相當于去年GDP的15%。中國政府目前的負債率還未超30%，提高15個百分點的負債率應該不是難事。此外，如果通過推動城市化，把近9億農村人口的消費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國的消費規(guī)模將會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長率繼續(xù)20年。當前的生產過剩壓力自然會消除，住宅將變得嚴重供應不足，房地產與銀行間的不良債務循環(huán)也可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