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2016年的首次考察放在了山西，并將考察的主題定為鋼鐵煤炭行業(yè)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fā)展。李克強表示，要“繼續(xù)堅持以壯士斷腕的精神化解過剩產能”，設定全國總量“天花板”，并加大財稅支持，主要用于解決人員安置等問題。

  在當今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李克強將山西作為2016年首個考察的省份，意義重大。山西作為煤炭第一大省，曾因煤而興，又因煤而衰，轉型發(fā)展，已迫在眉睫。山西省省委書記王儒林在此次的會上也表示，現在是山西“改革開放以來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

  如何化解產能過剩，對山西而言一直是一個難題。家鄉(xiāng)在山西的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雜志社咨詢研究部副主任高敏在2015年國慶節(jié)返鄉(xiāng)時，對山西省的實際情況進行了調研，并將其所見所聞以及個人看法整理成了一份調查報告，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和評論。

  其實，產能過剩的行業(yè)并不只是煤炭和鋼鐵，產能過剩的省份也并非只有山西，如今產能過剩幾乎蔓延至全國的全部經濟領域。中國的產能過剩是如何產生的？歷史上，又是如何化解的？近日，高敏針對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兩次產能過剩進行了詳細的梳理，以下為梳理的文章正文。

  1997年11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帶著浙江、江蘇、山東的省長在上海安達棉紡廠召開會議，提出要以“壯士斷腕”的精神推進國有企業(yè)改革，將虧損嚴重的紡織行業(yè)壓錠、減員、增效作為國有企業(yè)改革和脫困突破口。

  像是一個輪回，2016年1月第一個工作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帶著山西、河北、內蒙古、山東等省份主要領導在太原召開鋼鐵煤炭行業(yè)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fā)展工作座談會，提出要以“壯士斷腕”的精神來化解過剩產能。

  19年過去了，產能過剩卷土重來，而且看起來更加嚴峻，產生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經濟出現了兩次明顯的“復蘇-繁榮-衰退-蕭條”經濟周期，每個周期的末期，均出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見下圖：

  （備注：1989年的經濟回落并非我國經濟本身出了問題，而是政治風波、西方制裁等政治因素影響，在第二年又重回快速增長趨勢，故仍算作第一次經濟周期。）

  直面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產能過剩并非憑空而來，其產生有其時代背景并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伴隨著我國產業(yè)升級輪動的全過程，要破解當前我國產能過剩困境，必須從歷史中去尋找其發(fā)生的原因。

  第一次經濟周期：從生產短缺到生產過剩

  第一次經濟周期始于1978年，終止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持續(xù)了20年。

  1978年后，人們充滿了對新生活的向往，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國各行業(yè)的發(fā)展都趨于活躍，經濟進入了一個粗放式發(fā)展的時期，但受限于當時我國的技術水平和勞動力素質，最主要的工業(yè)部門仍然是紡織業(yè)和小商品制造業(yè)，特別是紡織業(yè)，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我國大陸地區(qū)成為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紡織業(yè)和小商品制造業(yè)轉移的重要承接地，1978年11月7日，香港企業(yè)家曹光彪在珠海建立了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紡織企業(y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于是，從此，伴隨著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熱潮，全國雨后春筍般成立了大量的紡織企業(yè)，從1980-1990年，紡織業(yè)對GDP增長的年平均貢獻率超過20%。

  于是，第一次產能過剩很快就產生了。

  1990年，紡織業(yè)總產值達到3411億元，較1978年增長3倍多，紡織企業(yè)達到5萬家以上，出現了大量的外資和民營企業(yè)，體制內企業(yè)僅占24%，由于生產產品相對低端，已經超過國內外市場需求，龐大的產能無法消化，從1991年開始，紡織業(yè)開始進入全行業(yè)虧損，出口創(chuàng)匯增速持續(xù)減弱，出現了較大問題。

  1993年，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中國紡織總會聯(lián)合向國務院報送了《關于解決棉紡織行業(yè)存在問題的意見》，文中提到：“我國1950年代初和建國前生產的棉紡錠現還有1100萬錠，約占棉紡總能力的1/4；棉紡生產能力過大，目前全國棉紡生產能力比社會需求多1000萬錠，致使許多企業(yè)開工不足，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tài)，同時市場供過于求，出口和內銷價格難以到位；企業(yè)負擔沉重，紡織行業(yè)離退休人員多、富余人員多，而且紡織系統(tǒng)工業(yè)企業(yè)潛虧和積壓產品削價損失相當嚴重，僅這項每年需支付銀行貸款利息10億元?！?

  文中提出五條建議，分別是：

  一是加快調整地區(qū)和產業(yè)結構，壓縮棉紡生產能力1000萬錠，實現產需基本平衡。

  二是進一步改革紡織品出口管理體制，賦予有條件的紡織生產企業(yè)進出口經營權。

  三是切實減輕國有大中型棉紡織生產企業(yè)的負擔。

  四是增加技術改造投入，提高紡織品競爭能力。

  五是加強宏觀管理，完善企業(yè)內部機制，調整企業(yè)組織結構。

  從1994年開始，在政府的調節(jié)下，紡織業(yè)發(fā)展增速開始逐步放緩，但由于紡織業(yè)占國民經濟比重較大，從業(yè)人員多，工作推進難度極大，地方政府在推動降產能的時候并不堅決，過剩產能消化速度低于預期，紡織業(yè)全行業(yè)極度艱難。

  紡織業(yè)等消費品行業(yè)生產過剩很快蔓延到了原材料，為滿足1980年代以來社會經濟迅速發(fā)展帶來的大量煤炭需求，國家開始推行“大中小煤礦并舉”的政策，使我國煤礦數量迅速增加，到1996年底，大小礦井達到6萬家以上，其中近90%以上小礦井，于是，在紡織業(yè)出現全行業(yè)虧損5年后，煤炭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全行業(yè)陷入不景氣。

  1997年爆發(fā)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國內生產過剩雪上加霜，國際需求迅速降低，各行業(yè)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政府不得不實行更堅決的手段，這就出現了文章開頭那一幕。

  于是從1998年開始，全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去產能”行動，實施紡織砸錠，共壓約一千萬錠，同時，撤銷了煤炭工業(yè)部，將其直接管理的重點煤礦下放給各地方政府，并針對煤炭行業(yè)的問題相繼頒布了若干政策，關閉了半數以上的煤礦，大量的工人下崗，多個行業(yè)幾年內持續(xù)負增長。

  但實際上，當時的“壓產能”只是基于當時經濟條件下，政府人為推動形成的低水平的供需平衡，1998年-2000年開始的去產能，導致了2137萬人下崗，對政府財力和社會穩(wěn)定造成極大壓力。

  化解本次產能過剩危機的是1998年開始的房改，1998年7月，國務院發(fā)布《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zhèn)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宣布從同年下半年開始全面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zhèn)住房供應體系，于是，長期壓抑的居民住房改善需求迅速爆發(fā)，拉動了水泥、鋼鐵、家電等全社會行業(yè)的發(fā)展，破解了過剩的產能，并帶動國民經濟重新進入新的增長趨勢。

  總體來看，第一次經濟周期是我國經濟輕工業(yè)化推動的，解決了我國長期以來的商品短缺問題，居民需求得到極大釋放，其產能過剩也以消費品為主，但筆者認為，壓產并未解決“產能過?！?，反而帶來了千萬人員下崗等一系列問題，最終解決生產過剩的還是依賴于房改帶來的新需求，這種去產能的方式在當時是否合理仍然值得商榷。

  第二次經濟周期：從經濟工業(yè)化到服務業(yè)化

  第二次經濟周期從1998年開始，其中，復蘇和繁榮持續(xù)了近10年時間，從2009年開始經濟才開始下行，一直持續(xù)到現在。

  1998年開始的房改開啟了我國新的增長階段，而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又使全國進入新的投資熱潮，紡織、小商品、家電、機械、電子等出口導向性工業(yè)迅速發(fā)展，人們收入快速提升，對改善住房等生活條件需求愈來愈強烈，消費品和房地產均出現了高度繁榮，不少產品出現了過剩，國內市場無法消耗大量的商品，于是企業(yè)紛紛推動商品出口，于是，這一時期，國外對我國的反傾銷逐步增多，光伏、鋼材等不少商品都經歷了這一歷程，我國為全世界生產幾乎所有中低端商品，成為公認的“世界工廠”。[Page]

  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缺乏投資渠道的國人將資金大量投入到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從2005年底開始，股市開始了建市以來最波瀾壯闊的一次牛市，大盤在近兩年的時間里從998點漲到6124點，房地產價格也迅速升溫，造就了一批百萬、千萬富翁。

  最繁榮的時候，往往也是危險即將到來的時候，為了促進國內消費來緩解生產過剩，以及土地造富效應的作用，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房地產）很快成為吸引資本最多的領域，政府不斷圈地、賣地、建園區(qū)、修路，而民間資本不斷投入房地產，對于電力、水泥、鋼鐵等需求不斷增長，于是，作為最基礎的原材料，煤炭的過剩從此開始。

  2001年開始，煤炭需求明顯快速增加，2002年取消電煤指導價后，煤炭價格更是報復性上漲，動力煤價格最高漲到1000元以上，價格的上漲進一步帶來企業(yè)擴大生產，但依然難以滿足國內需求，于是進口煤炭開始逐步填充國內市場，飛速發(fā)展的中國帶來的需求，使世界石油、大宗貨物價格飛速上漲，澳大利亞、蒙古等地也開始擴大產能，以滿足中國的需求，于是，產能過剩從國內性變成全球性。

  2008年，源自美國次貸危機的世界性金融危機開始，國外需求迅速下降，經濟下行趨勢明顯，由于我國已經出現全行業(yè)的過剩，幾乎所有行業(yè)都受到一定影響，出口加工行業(yè)全線萎靡。為了逆轉經濟下行趨勢，政府繼續(xù)采取擴大需求的手段緩解產能，實施了4萬億的投資推動型政策，并采取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遺憾的是，這些資金很大比例被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中，并未解決消費品的過剩需求，卻導致鋼鐵、水泥等基礎材料和煤炭等原材料進一步過剩，產能被再一次放大。

  可想而知，這種刺激方式并未起到明顯效果，2011年煤炭達到歷史最高點后價格開始回落，同時，鋼鐵、水泥等大宗貨物全線大幅度回落，經濟進入下行趨勢。

  刺激為什么會失效？

  筆者認為：一方面，到2008年時，我國基礎設施處于超前建設，已經基本滿足當前需求，也不需要再進行如此大規(guī)模的建設。一方面，這種依靠粗放式、依靠投資的工業(yè)增長模式帶來的社會、生態(tài)、經濟代價太大，難以持續(xù)。另一方，我國當時正處于工業(yè)經濟和服務經濟的轉換期（見下圖），2001年，我國服務業(yè)對GDP的貢獻首次超過工業(yè)，這說明社會的總需求正從消費品轉向服務業(yè)，而大規(guī)模的經濟刺激選錯了方向，失效可以說是必然的。

  當然，消費品轉向服務業(yè)并非是國民不需要消費品，而是由于供給水平較低，商品難以滿足收入不斷提高的國民需求，即我國消費品和服務業(yè)出現了錯配，這也是為什么后期會出現大規(guī)?！昂Ｌ浴睙岬闹饕?。同樣在日本，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也面臨了我國同樣的問題，政府出臺了《振興機械工業(yè)臨時措施法》，促進企業(yè)更新設備，提高生產標準，推動供給端改革，為后期日本制造走出亞洲提供助力，形成了良性效應。

  如果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們可以通過促進供給端改革，在國際上形成高質量、高聲譽的“中國制造”，也許現在不會到這一步。

  可惜，世上沒有如果。

  回顧過去近40年我國兩次產能過剩的歷程，筆者深感治國不易，也深感中央提出的供給端改革有多么及時。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當前我國發(fā)展實際和外圍形勢已經發(fā)生極大變化，本次的產能過剩與第一次產能過剩相比出現了很多新的特點，不應再以傳統(tǒng)思維去考慮。

  一是產能過剩從消費品領域擴展到幾乎全部經濟領域。與第一次經濟周期出現的生產過剩相比，本次生產過剩覆蓋了幾乎所有的行業(yè)，包括手機、電子設備、小商品、紡織品等消費品，也包括水泥、鋼鐵、煤炭等基礎領域產業(yè)，特別是基礎領域的過剩與上世紀九十年代以消費品為主的產能過剩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其重型特征導致的難度和影響可能將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特別要提到的是下崗員工的問題，由于其他行業(yè)也過剩，這些職工可能難以安置，將對社會穩(wěn)定和地方政府財力造成極大影響。

  二是產能過剩從國內擴展到國際。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資源、商品需求也帶動了全世界的產能過剩，澳大利亞、蒙古等地都新投入了大量的產能來滿足我國發(fā)展需求，破解產能過剩已經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不能再用傳統(tǒng)的國內市場思維去考慮，而應該在全球化市場的背景下進行國際協(xié)作。

  三是消費品產能過剩出現嚴重錯配。與第一次生產過剩相比，本次消費品的生產過剩主要是因為供給商品難以滿足人民大眾日益提高的需求，如李總理最近提到的：“鋼鐵產能過剩，卻生產不了圓珠筆的圓珠”，迫切需要提升供給質量。

  筆者認為：本次破解產能過剩面臨的也許不僅僅是“壯士斷腕”而是“壯士斷臂”，甚至是“開顱刨胸”，影響巨大，政府決策更要慎重。特別是在龐大的社會穩(wěn)定壓力下，我們決不能再重蹈覆轍，而更應該借助市場力量，先行推動一部分僵尸企業(yè)破產退出市場，在此基礎上，加強重組和兼并，盡量避免形成大規(guī)模的下崗潮。同時，國家應該加快推進“一帶一路”發(fā)展和國際產能合作，加強海外并購，在海外中標工程中由國內廠商提供相關原材料，向外釋放過剩的產能，或與國外廠商協(xié)商共同減產以應對全球需求放緩。此外，在目前我國經濟短期尚未產生新的增長動能條件下，政府應加強制度供給，探索放松一些管制性較強的領域和政策，也許可以釋放類似“房改”的新需求，如土地私有化、能源市場化等，來尋找產能過剩，重回健康增長的措施。

  當然，產能過剩帶來的產業(yè)重組也是國內經濟轉型調整的契機，1954年，在經濟持續(xù)蕭條下，日本政府經濟企劃廳提出：要加強經濟的整頓，后退一步，打好基礎。于是，政府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設備和勞動力效率、提升企業(yè)國際競爭力、提升政府服務效率和能力為重點，促進企業(yè)從“量的擴大”到“質的提高”，推動企業(yè)技術合理化和產業(yè)組織合理化，最終為日本1960年代的黃金10年奠定了良好基礎。